欧阳修作文素材集锦(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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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文素材(篇1)
欧阳修《正统论》写的是什么呢?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史学观念，历史上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正位与闰位的论定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史家受到时代氛围、政治立场、史学风气等影响，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统论又以宋代最为发达，在宋代，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使得史学更为前进一步，而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对史学背后蕴藏的思想有了自觉性的反省，而正统论便是当时的主要史学思想之一。在宋代众多的正统学说中，欧阳修的正统论又最具有代表性，居于中心地位。欧阳修把尊王大一统作为“正统”的内涵，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的标准，提出了“绝统”的概念，大大超越旧说，不仅适应了时代的精神和需求，而且对后代正统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以前已有正统观念，梁启超先生指出“正统之辨，防于晋而盛于宋”。晋人如陈寿、左思、陆机、习凿齿等或对三国孰为正统、或对晋承何统作过论述，唐人如皇甫提对东晋元魏孰为正统作过议论，然其只就事论事，只对具体王朝的正伪发出议论，尚未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正统观念，直到欧阳修才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那么正统论何以盛于宋代，何以由欧阳修首倡呢?在此，愿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现实诉求草个方面作一简要的探讨。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欧阳修在《正统论上》开篇即写道:“《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此《传》即《春秋公羊传》，可见欧阳修之正统论渊源于春秋公羊学。史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事实的记载，还反映在其体现的作者的思想。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作《春秋》是为了表达“正名”的思想。《春秋》提倡“大一统”，重视君臣名分、尊王攘夷，这一思想的意义对于继五代纷乱之后而建立的宋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宋代掀起一股治春秋学的盛况。据《宋史·艺文志》所载经部书，春秋类凡二百四十部，超越易类，居于榜首。无怪乎四库馆臣都说道:“说《春秋》者莫移于两宋。”受到这样一股治春秋学风气的影响，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然与其密切相关。
考察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还应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五代时，辽国从石敬塘手中攫取了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跳板，不断袭略中原。北宋建立后，辽国实乃北宋的心腹大患，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被迫对辽采取守势。然而辽国仍在边境不断骚扰，终于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双方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结果以订立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最直接的动因则是史学编纂的现实诉求。薛居正等编修们日五代史》与李防等编次前世年号在正统上所形成的矛盾引起了欧阳修的非议。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从而为欧阳修自己编修《新五代史》在正统观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于是欧阳修先后创作了《正统论》七篇，后又删改为三篇。
综上所述，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现实诉求相结合的产物。(二)内容概述对欧阳修正统论内容的探讨，正是学界在此领域研究较多的一个修首先提出他关于正统的定义和总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是从道德方面来讲朝代的传承有序，“统”是从功业的角度来评价王朝的业绩。确立了这两个评价标准，因而欧阳修批判了偏袒于本朝的“自私之论”与运用五德终始学说解释王朝兴替的天命观。最后在《正统论下》，欧阳修首先提出了正统“有绝而有继”的观点，进而具体分析了“可疑之际”正统“绝”与“继”的问题。
上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体现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因而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笔者在下文将分条阐释。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它是第一次对正统观念作出系统性论述。苏轼说:“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台湾学者陈芳明认为，宋代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史学发展到宋代，才对正统观念作正式的探讨。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他首创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欧阳修所称的“正”和“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同时满足这两大条件，自谓正统。而在“其上无君，僧窃并兴”的时代，起初无法具备“正”的条件，但 欧阳修的“正统”三继三绝的见解，赋予了正统很大的弹性。他认为正统的传承并非是绵延不断的，在分裂割据时期是可以没有正统的。与他不同，在此之前的史家关于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曾长期争论不休。例如陈寿的《三国志》虽分三国各自作志，但是在行文之间却透露出尊曹魏为正统的倾向，东晋的习凿齿对此颇为不满，于是作《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面对此类争论，欧阳修创立的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其对正史修纂的指导作用上。欧阳修自己编纂《新五代史》就以其正统论作为指导思想。如饶宗颐先生所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正’之真理”。历代王朝在取得天下之后，都必定诉诸正统，以正统自居，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正统思想反映在史学领域就突出表现在正史编修的体例上。一般来说，正史之中的“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将哪个政权归入本纪，无疑便是承认了它的正统地位。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还体现在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批判上。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以天地间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为“五德”或者“五行”，五行依次擅递，终而复始，这五行代表的每一种势力都有各自的气运，气运兴盛时，一切天道人事都要受它支配，当气运衰退时，就会有新的力量起来取代。例如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周朝，应该属于克火的水德，所以秦朝尚黑。但是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册府元龟》里称周是火德，汉继周而兴，起初为火德，后又改为土德，再改为水德，而称秦为“推五胜不当正统”。又如宋朝开国之时，“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
欧阳修的《正统论》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并在后世学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正统”的理论，其理论的两大基础为代表“至公”、“大义”的“正”和“合天下于一”的“统”，这一观念为苏轼所承袭，苏轼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与欧阳修如出一辙。乃至明人王伟亦从欧阳修之说，“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合天下之不一”。
欧阳修作文素材(篇2)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位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3．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的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其）所贪者，财货也。
B．（故）天下亦大治。
A．作者认为朋党现象自古就有，是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
B．作者认为共同的物质利益或精神追求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C．作者认为能够正确地对待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国家强盛的关键。
D．作者认为君主一定要认真对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个问题。
（1）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3分）
答案示例：作者运用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论点，还引用古代典籍的话证明自己的论点。
6 （1）或者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保全对方。(“贼”“害”为同义并用，“即”为“即使”，“自保”为“保全对方”或者“互相保护”)
（2）互相称颂，相互谦让。（“更”与“相”为同义，“称”与“美”为同义，“推”与“让”为同义。）
（3）作为国家统治者（作为皇帝的）可以把这些使国家兴盛衰亡的史事作为借鉴。或者：历史上这些使国家兴盛衰亡的史事，作为国君的可以把它作为借鉴。（“兴亡治乱之迹”翻译要恰当，“可以”，译为“可以”，“以”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
欧阳修作文素材(篇3)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 〕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17〕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18〕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欧阳修在运用自己的正统理论对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论述时，有不少思想上的闪光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秦、魏、五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在欧阳修看来，讨论王朝正统问题必须注意王朝的“兴废之际，治乱之本”，要认真“究其兴废，迹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观好恶或表面形式来判定。自班固撰《汉书》，置赢秦于闰位，历来论秦之历史地位，多为贬斥。欧阳修则不然，他考察了历史的盛衰变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历史过程，指出：“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弃其弊而代之。”〔20〕在这里，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前朝出现了“衰弊”，后之兴起者“弃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变”的历史哲理。欧阳修思考自然、社会变化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2〕欧阳修用这一思想考察历史兴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的事实，认为秦在这一历史时期，采取了得力措施，努力发展壮大，“始秦之兴，务以力胜”，靠的是功业。欧阳修还指出，后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进而贬低秦的历史地位，是因人废事。他说：“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统也。”〔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已不仅仅是为秦争正统，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功业的角度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见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看待魏国历史地位的问题。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三国中魏势力最强，且代汉而起，当然应为正统。欧阳修又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进一步肯定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五代的历史地位。宋太宗时，李昉等人编五代年号，把梁归入僭伪，朝廷所用的崇天历也黜梁的建号。对此，欧阳修认为“不可不辨”。他认为后梁固然不得为正统，但也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25〕从而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讥评，认为他奖励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对此，欧阳修进行了辨驳，指出《春秋》对篡弑之君仍称之为“君”，《新五代史》不违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为贼乱之君，如果单单“伪梁”，显然不合适；再者，梁虽不是正统，但从功业上看，梁有辖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也不能称为“伪”。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在此为《春秋》大义作了新解，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论之旨也。”〔26〕欧阳修认为“不没其实”，按照历史实际处理历史记载，才是《春秋》真意。实际是君，就记为君，实际行篡，就记为篡，这样才能传信于后世，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欧阳修以“不没其实”作为《春秋》大义，并以此解释历史上的统闰伪正，冲破了北宋“《春秋》学”的樊篱。
总之，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的正统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尽管欧阳修指出了正统的三种类型，创立了绝统说，但是在运用正统这一理论解说历史时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国时期，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指出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认为是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从欧阳修的论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他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欧阳修论正统，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他本人对传统正统观确有很大突破，但终因囿于正统，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马光对待正统的态度相比，欧阳修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司马光对正闰之说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8〕司马光重国之兴亡，民之休戚，以“功业之实”论定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功业论的观点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可说纯粹是历史家的眼光。而欧阳修在功业之外，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不如司马光开明了。
应当看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并在他尊王、大一统、君臣名分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华夷之防”等内容。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并从名与实的层面上进行了归纳论证。朱熹则受欧阳修“绝统”说的影响，创“无统”说。在他看来，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等六个时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属“无统”时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阐发“绝统”说，并加进了明显的“华夷之防”观念，从而影响到元、明两代史书的编撰。比如元代修辽、金、宋三史，就围绕三史的正统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最后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了“三史各与正统”的修撰原则，从而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成。欧阳修通过系统地阐述正统理论，并将它导入史学领域，影响之大，于此可窥一斑。
注：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之九。
〔3〕〔4〕《册府元龟·帝王部·总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6〕《乐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闰论》。
〔7〕〔8〕〔11〕〔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9〕〔10〕〔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统论》。
〔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14〕〔17〕〔2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1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东晋论》。
〔16〕〔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论》。
〔1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统论》。
〔20〕〔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论》。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论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太祖下》。
〔27〕〔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
〔29〕《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后正统论》。
欧阳修作文素材(篇4)
一代文风旷古今，师范名家释虚怀。坎坷仕途亮风骨，醉翁独醒尽奇才。
——题记
梅花独放，暗香自来，却少了才子的诗歌；人安居乐业，国国泰民安，却少了觥筹交错的醉翁；天气风调雨顺，政客治国有方，却少了独言的先生。
他年幼丧父，心底缺失了父爱，但他依然坚强活着。母爱给予了他对生活的希望，从小母亲教他识字算数，明大道理，听万人声，本人更是加倍努力，这也奠定了他未来所达到的成就……年少无知的他，拿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他仔细观看，发现了这些文章与拘泥形式，困于格局的文章不同，胆大开放，敢于表达，这此遭遇，也是他未来所推崇的文学运动的种子。
志学之年，他成为了一代天骄，文风豪放，才华横溢，但考取功名之路并不顺利，年少的他并没有放弃，后经自身努力，偶遇伯乐，成为一代省元。步入官场，便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春”——洞房花烛夜，同时结实了许多有志之士，互相切磋文学诗句，胜当地政府开放，支持这些才子，使得他的才学更厚实。
他连升官职，但仕途之路却不顺。他大胆进言，敢于表达，力图救当代王朝，恢复鼎盛时期，可惜被政敌所害，被贬流放，心情不好的他，来到了一地，他决定在这里大展宏图，将这里治理的井井有条，“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而他本人看到人民安居乐业，也很高兴：“人知太守游而乐，却不知太守乐其乐也。”
晚年的他，已经淡泊名利，醉心于山水之间，在一件小屋自问自答地说：“我这是逃避世间的利禄吧？屡次更改名号。”后又答道：“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欣赏山水之乐也。”……他放荡不羁，游于山水之间，尽管仕途不顺，但好友知己不在少数，他为那个年代留下了璀璨的文学，那个年代也为他留下了光辉的岁月。
欧阳修作文素材(篇5)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①。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②。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③。”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①目为党人：桓帝时宦官专权不法，朝官李膺等极力反对，被视为反对朝廷之“党人”，二百多人遭到逮捕，后虽释放，但不准做官;灵帝时外戚**，起用“党人”，并谋诛灭宦官，事泄，李膺等百余人死于狱中，各州郡因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唐之晚年”句：晚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朝官之间出现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互相倾轧的斗争，此起彼伏，史称“牛李党争”。句中指此。
③投之黄河：裴枢、陆康等七人，因忤梁王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梁王亲信李振乘机诋毁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梁王笑而从之。见《旧五代史·梁书·李振列传》。
《朋党论》题下有注：“在谏院进。”仁宗庆历年间，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等在朝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他们同心协力，欲尽除弊政，史称“庆历革新”。但其政敌夏竦等人对此不悦，便与其党羽竭力制造舆论，攻击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欲尽去之。时欧阳修以谏官之身奋起反击，既上疏言富、范等人为国忠义，又进《朋党论》以破邪说。本文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写成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接下来就“同利”“同道”的性质深入展开，将前面提出的中心论点作了更为透辟的解说，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第三段引证大量古事，由远古说起，渐次而下，从正、反两个方面，纵谈史实，重在证明国家之兴衰，不在于朋党之名，而在于朋党之实，即以“同道为朋”，还是以“同利为朋”;是以国事为重，还是以一己之私利为重。
惨痛的'教训，应引为鉴戒。第四段，以倒卷之笔回应史事，从一反一正的说明中给予强调。先从反面教训讲起，再从正面经验道来。有了这段的翻腾照应，就使得事与理、实与虚、古与今紧密相融，连成一体，而无懈可击了。
此篇与王禹偁的《朋党论》相较，王文只是就事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欧文连用排笔，不仅事理兼备，曲折尽致，而且气盛义高，更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破千古人君之疑。
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前后两段结束，前段立论，大旨已极分晓，后段又以兴亡治乱之迹反复推说，庶以觉悟世主，其言真龟鉴也。立体既方正，用笔却能参伍入妙。